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冤案申诉:中国特色刑辩律师的挑战

更新日期:2014/8/6 17:22:51 本文来源:本站原创 作者:伍雷 阅读:

  核心提示:本文系刑辩律师伍雷于2014年6月7日在“青年刑辩律师长沙站”上的报告,其结合冤案申诉与大家分享了中国刑辩律师的新挑战。


伍雷:冤案申诉:中国特色刑辩律师的挑战

 

冤案申诉:中国特色刑辩律师的挑战

 

主持人:伍雷律师是我们现在死磕律师的重要代表,从北海案,到建三江案,他一直冲刺在死磕最前线,还做出了“给法官送红薯”、批评“首席大法盲”等事情,给了我们这个时代更多的希望。很多人知道他的名字伍雷,其实他的真名是李金星,但是作为律师,我更喜欢“伍雷”这个名字,它威武有力、于无声处见惊雷。有请伍雷律师!

 

伍雷:谢谢主持人,也谢谢参加这次会议的各位专家学者。

因为最近呢,说实话,在刑辩律师界弥漫着一股非常悲观的情绪,让大家都感觉到很恐惧,总有一种睁眼醒来,警察就在你旁边,说下一个就是你的感觉。让我们感觉到,我们好像没做什么,又好像做了好些事情。总的来讲不如我早年做商业律师时快乐:我做商业律师的时候,赢了案子,家人快乐,我也快乐。但自从我选择了做刑辩律师,从此快乐的日子就没有了。今天就跟大家诉一诉苦,当然,主要也是放在现在的环境中来讲。

我讲的这个主题是“冤案的申诉”。

冤案是中国非常有特色的事情。总的来讲,你做一名律师,或做一名刑辩律师,或是在中国从事法律工作,或者你仅仅是一个网友,你都会感觉到极其可怕。全世界应当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,你打开网上的微博,全都是喊冤的:有爹被抓的,有娘被抓的,有女儿被抓的,有枪毙错的,有亡者归来的,有真凶再现的,等等……

那么,为什么有这么多冤案?我大致做了一下梳理,中国式的冤案是一个假命题,它和我们通常讲的冤案是不一样的,有关国外的那些冤案的书我们也买了很多。有司法就有冤案,这是一个正确的理念,毕竟只要是人去做事情,就可能发生错案,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。但是,中国式的冤案不是这样的,我记得刚才王老师讲得非常好,中国式的冤案与法治国家的冤案重大区别就是:法治国家的冤案,法官真相信坐在被告席上的人是犯罪分子,是杀人犯;但中国式的冤案,检察官和法官一开始就认为这是假的,他们知道,否则根本就不能解释说,检察官和法官的智商一定比律师要差。你跟我解释,为什么都是一个老师教的、都是学的一本书,比如都是王老师编的一本书,王老师教出来三个学生,一个坐在检察官席上,一个坐在法官席上,一个像我这样坐在辩护席上。我就说,那个人不是他杀的,我有充分的证据;检察官说,是他杀的啊;法官也说,辩护人你说的都先不用说,你说的我都不相信。最后船掉头。一个老师,同一本书教出来的学生!在我们刚结束的刘义柏案中,一百多位辩护律师辩护说,这不是黑社会:他们没有暴力,没有组织,没有垄断。但不行,法院还是判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呢?它是在判决的时候就明知道,就判处冤案。

    第二呢,律师辩护普遍很难。这分两种,第一种就是确实存在无效的辩护,我知道一个概念叫“无效申诉”。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申诉案件,冤案申诉。我知道有的家属和律师十几年、二十几年在做无效申诉,他们面对的是铜墙铁壁,申诉几乎从来没有动静。同时呢,也有无效辩护,在辩护的过程中,我们律师没有发挥作用。我们律师在拼命得辩护:吴昌龙案中,律师给领导写的信,如马会长所说,给领导写的信有三本卷宗,有国家主席、政法委书记……你可以看出,这是何等得残酷。重大冤案,我们律师辩护都没有掉水准,在重大死刑案件中,我们律师是非常有水准的。“死磕”不是现在就有的,现在的年轻律师有点瞧不起老律师,说老律师不会死磕——其实相反,老律师在二十年前的那个年代,死磕丝毫不亚于目前的反抗,极端的激烈,我们都能看得出来。但是不行,中国式的冤案就是法庭故意造成的,不是挂国徽的地方都是法庭。我们讲法庭其实是离不开基督教背景的,基督教背景的法庭设置是上帝安排的,就一定要有人来主持公道。但是,我们只是假冒了法庭的名义,很多冤案只是贯彻了领导的指示,盗用了法庭的名义,侮辱了法律。

    中国式的冤案非常惨烈。吴昌龙案,吴昌龙在看守所渡过了十二年,他说,我在看守所就是目睹了中国看守所进步的十二年,医疗条件越来越好,人文关怀越来越好,吃得越来越好。我认为十二年已经足够长了,但是最近黑龙江有一个案子,是张磊和周泽律师去办的,26年!审了26年!也就是说,如果判处无期徒刑或死缓的话,现在他应当已经出来了。但是,现在还在继续审。我不知道有没有超过26年的纪录。另外,惨烈的程度,还是以吴昌龙案为例,在侦察阶段最惨烈的是:警察把他拉到山谷里去,月黑风高夜,警察要把他推向峡谷,他听说警察在这个时候会开枪打死他,他就抓住警车,拼命抓住栏杆呼叫,最后,因为他比较有力气,那两个警察没有把他推出去。大家相信中国会发生这样的故事吗?刚听他说起时,我也不相信,但是,他的姐夫,也同样被抓了七年,同样给我讲了这样的故事。所以,你要注意,极其残忍,刑讯逼供就不用说了。在湖南,四大法院,湘潭、娄底、湘西、衡阳正在发生的四大黑社会案件,极其残忍。律师就要取证,他(被告)在说,我们就要取刑讯逼供的证据,台上台下律师哭成一片。唯有法官和检察官把头深深地埋在卷宗里,不敢抬头。这就是我们法治湖南,96.6%,接近100%法治的湖南!

  中国式冤案申诉非常难,太难了。为什么呢?启动申诉的那些人恰恰是阻碍申诉成功的人。这不得了!我见过美国的一篇文章,讲美国的一个死刑案发现是个冤案,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立即结束休假赶往华盛顿,立即清理这个案子,一天都不能耽误。他们认为“我知道了这可能是个冤案,良心会受到谴责”。但是在中国,大家知道,我们那么多冤案,展示在领导面前——福建高院,我们不停地跟他们斗争,跟他们拍桌子,但是,决定启动冤案申诉的人恰恰就是阻碍申诉成功的人。我们的公、检、法根本不是帮我们的。更痛苦的是,解决的时候,还在不停地制造冤案,这是更可怕的。一方面,我们在消解那些冤案,另一方面,怎么同时还在制造冤案,这什么时候才是头啊。

接下来,中国式的冤案总是突破我们的底线。(PPT)这是一些“冤二代”,这是念斌的姐姐,这是山东的李宁,这是河南杨金德的妹妹和母亲,杨立德的母亲裸身出现在司法部的门口,这是朱明勇办的一个案子,我们都参与了案子的论证。李宁的母亲到北京上访,被她家乡的人拖回去,然后就死在了宾馆里,实际上是怎么死的现在还没查清楚,公安说是上吊死的,然后她也上访,像她母亲一样,她也走上了上访的道路,也被抓进看守所,遭到暴打,刑讯逼供。她(杨金德妹妹)已经被抓了,构陷到监所里,河南的。念斌的姐姐随时有被抓的可能,念斌的案子,史无前例的由最高人民法院八次决定延期审理,一个死刑案件!你看这些“冤二代”,中国特色,我们都不知道还有多少冤案。现在判十年八年的案子,你不要找我们,我们来不及,我们主要是救那些在监狱呆了二十多年甚至更严重的。

中国式冤案的沉重思考。未来十年,中国的冤案一定层出不穷,大家一定要有心理承受的底线。我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条内容,我说你(最高人民法院)一定要有心理准备,未来的十年,一定是冤案暴发的十年,是因为前二十年埋下的冤案种子。这与互联网发展有关,并不是因为冤案(数量)上升了,而是因为信息透明了。在右倾扩大化时代,几十万右派都是冤案,但没有人关注这些;在信息不发达的时代,冤案更多。当然,我在数据上没有去研究,但绝不意味着(现在)冤案绝对数量最多;或者多了,但没有被批露。现在互联网发达了,冤案在不断的突破底线,我们不知道哪些案件是最冤的,因为关了几十年、被杀的不停得在出现

    冤案的解决要上升到国家层次,我们呼吁:要作为一个重要的刑事司法制度去考虑,一般的民间性的够不着。冤案的解决全社会都要参与,单靠律师界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;单靠司法的力量,我更是高度警惕。马(长生)会长说根本上要靠国家,这是对的;要靠公、公检、法,也是对的。——但目前来看是靠不住的。我们为什么要做冤案?除了解决个案之外,它是一项“扒粪运动”。它的价值在于:促进司法改革,推动司法进程。我们并不是丑化它。我们也给福建高院的领导写信说:我们能不能在新闻界不知道的情况下悄悄地把事实给解决了?我们实在不想把每一起冤案的解决让外界认为是律师界的狂欢。事实是每一个冤案得以解决后,我们律师都悄悄的走了,包括吴昌龙的婚礼我们都不敢参加,我们不想让外界认为这是我们的狂欢,虽然我们做的时候有时靠行为艺术。但我们不想让司法被丑化,我们可以批评它。丑化司法,律师也没有颜面。我们不停地跟他解释,但人家还是气愤,没有办法。我们是在倒逼司法改革。司法改革如果人民不去倒逼,人民不行使批评的权利,司法没有任何希望。现在感觉不到有希望。

    冤案的解决与律师的使命。冤案的解决是国家的责任也是律师的责任。在这里,刑辩律师特别需要担当。我经常晚上睡不着觉,我接受了好多申诉求助,有些很年轻的人已经关了二十多年了,他的父母都八九十岁了,快死掉了(海南陈满案),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申诉成功。我下半年就开始不做其他案子了,研究这些东西。我们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,这项工作太难了……我们要到最高院去申诉,他们可能把我们扔出来,空谷回音,铜墙铁壁,这就是我们国家申诉的现实。当然,我们到有些高院,他们对我们已经非常好了,我们一去,他就说“好好好”,他们知道我们真正做案子的律师。当然有时也有误解,我们通过辩护行动让他们已经开始理解律师了。

    冤案的解决是法治的推动过程,需要朝野互动。单靠律师像小丑一样地表演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我们律师一思考,法官就发笑。我们在滔滔不绝的辩护,比如我在娄底法院的法庭上,我和刘黎(湖南刘义柏涉黑案被告人女儿兼其辩护律师),我说,审判长,我想大哭一场。他以为我又要搞行为艺术了,我说,不搞,在台上的每一位都是我们国家的公民啊,几乎每一个黑社会案子,我知道都有残酷的刑讯逼供,我心里极端的痛苦,极端的压抑。即使我们能够接受,这些材料传到社会上去,他们的父母、孩子知道了,他会对我们国家抱以仇恨啊!他们会恨那些侦查人员,会恨这个社会!我们为人父母,怎么向他们交待?我真在法庭上大哭一场,让他们认识到刑讯逼供是如此的残忍!在重庆,我们做了半年的申诉,那些被告人在铁椅上坐了三四十天,最后,他的屁股上、内裤和血肉混合在一块,需要镊子向外镊。我们经常读着读着痛哭失声,重庆唯一一个被拿掉的黑社会案件就是我们办理的,我在法庭上不停的读,读得台上哭声一片,台下也哭声一片。检察官终于说李律师你能不能不读了,我们准备改,这就是李俊家族系列案子中的那个案子,最后一个黑社会案件,因为其他黑社会案子都已经判了。在看守所中,他就是被指控黑社会参与者,但是到我这个案子中,末尾,就让他哭个够吧。然后他就没判黑社会,判寻衅滋事六个月。

    冤案的解决既紧迫又不可一蹴而就,我们更需要走群众路线。就是老百姓都要关注,要立即行动起来。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,我们需要随时做这项工作。这是使命。我想给大家讲我们在做什么,典型冤案的推动,我们在整理“十大冤案”:海南的陈满案,福建的陈夏影案,江西乐平的冤案等等,我们就靠这些冤案去推动。这些冤案有一个特点,就是当时判死刑的,疑罪从轻,按照二十年前的情形他们必定是判死刑的。这些案子当时(审级)几上几下,有的案子审了十年,甚至当时有法学家出具意见说这是假案,我们的律师也进行顽强的辩护,刑讯逼供每个人都有遭受,这十大冤案都是这样的。我们要依靠研究——你们不能搞研究,你们搞研究就抓了你们。所以我们怎么办呢,我们不能要国外的钱,我们律师成立松散型协作组织,来拯救无辜者。我们的计划一开始叫吴昌龙法援基金,或者是拯救无辜者。徐昕老师给了我们很好的指导。我们所有的冤案材料在网上都有。原始判案的每一页纸,每一个字都上了互联网,就是洗冤网www.szxinjie.com 所有有兴趣的学者、律师、记者都可以看到。哪个记者来采访,我们就给他一个案卷包,你愿意要什么就给什么,都有。每次媒体的宣传、研讨会、写信都充满期待。我们想尽快取得一点突破来鼓舞我们这个团队的信心。我们有几十名志愿者、律师在参与这样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工作。我们极需要一项成果,一个突破来证明我们的工作是有价值的。哪怕是花一千万的代价,我们一定要有突破。这些案子(海南陈满案),最高检也启动了对这些案子的调查,福建高院也明确的告诉我们陈夏影案这个案子是假案,在协调。但他们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,公安厅我们已经不协调了,在协调别的部门——公安厅他们永远也协调不了。依靠律师协作,这是总的原则。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力量,就依靠律师间的协作,和NGO的状大。但是我们做律师的时间上不稳定,中国最有能力、具有公益心的律师最忙,忙死了。忙着忙着就进一看、三看了,我们经常会出现这种很头疼的问题。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去筹钱,但外国的钱坚决不要。我们向组织者承诺:我们没有外国的钱,减少了很多的烦恼。但我们需要用钱啊,所以我们在募捐。北海的案子我们募捐了七十多万,因为北海案是全国关注的案子。钱是一个主题,没有钱,我们做不了工作。还有志愿者的管理:我们需要大量的志愿者。我们还需要信息:哪些记者、专家对我们是同情的,哪些是老干部,他愿意站出来说话,哪些是最高院、最高检的退休干部,他愿意帮我们说话。我们需要分门别类地梳理这些信息。哪些人大常委会委员,哪些是十八大代表,哪些我们给他写信管用,我们都需要这些信息。专家队伍:我们最近重点在建一个法医志愿者队伍,我们在于北京顶尖级有公益心的法医建立联系。我们现在做的案子以凶杀、强奸、爆炸这些普通的暴力刑事案件为主,这些都离不开法医。有一个案子,三个贼去偷电线,有一个贼从电线上摔下来,摔死了,然后经过刑讯逼供说是打死的,专家论证说肯定是摔死的,死亡解剖发现符合摔死的特征。但是,法院出了个鉴定意见说,综合各方面意见,倾向于是别人打死的。所以就判了死缓。有好些案子就是专家案子,法医案子。学界、媒体、有良心大V的合作是我们宝贵的资源,我们经常可怜地求他们。另外,我们需要寻找申诉方法。我们不知道什么申诉方法最重要。在中国,你不知道哪件事情启动了清官大老爷们的关注。

    我们在摸索方法,国外资金不能用。我们要考虑怎么样活下去,我们要筹钱。我们要选案件,我们要建专家队伍。重要的是我们要契而不舍,只要顽强地做下去,我们就有希望。怎么样不做无效申诉呢?我们要做有效申诉。怎样募捐呢,我们在做募捐的方案。怎么争取公检法的支持,我们不要让他认为我们是他们的敌人,事实上我们就是他们的敌人,但我们还是一再表白,我爱你们,我爱你们的方式和你们的不一样。我们要让每一条死去的法律条文都要活着、醒着。等等。但是他们不是和我们一条线,我们连最高院的门都进不去。没有办法,我们就给他们寄信。最高检终于烦了,说你们不要寄信了,领导高度重视,我们每天收到你们这么多信很烦啊;我以性命担保,我一定去公安调查,如果是冤案我们一定给纠正。我们听了这个就很幸福了,他去没去我们也不知道。我们也害怕过了一段时间领导忘了怎么办,于是再组织一帮人继续写信。我们一写信就寄给最高检所有检委会的成员、最高院所有审委会成员,铺天盖地地给他们寄。让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冤案。

    结束语。这是吴昌龙案,十二年后被释放见他父亲痛苦的画面,第一张画面是我最后一次在看守所见他,他万分惊恐又万分期待的画面,我掏出手机拍下了一张。我想这就是中国刑事司法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幕。这个案件没有查到真凶。用他的方法是没法制造爆炸物的。我们想,这几年,没有最好,只有坚持。我们像抓彩票一样,每天都在抓彩票,我们相信最终会解决。我们要树立“公益归公”的理念,不要当成只是我们自己的事情,要靠有公益心的人贡献财智。我们接受大家的批评、长辈们的指导建议。

    然后,拯救受害者就是拯救我们的良心。你们放心,我们没有野心,救几个人而已。

伍雷:冤案申诉:中国特色刑辩律师的挑战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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